歐盟的數據庫要比中國科研團隊對中國碳排放的估算高很多，也就是說歐盟的估算結果沒有我國科研團隊核算的精細、準確。

目前我國在國際報告中碳排放數據話語權上的不足，會影響未來重要的科學證據支撐。

每經記者 周逸斐    每經編輯 陳星    

11月1日，由中國清潔空氣政策伙伴關系（CCAPP）、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以及能源基金會主辦的CCAPP 2023年度會議暨《中國碳中和與清潔空氣協同路徑（2023）》報告發布會，在北京舉辦。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發布會現場發現，如何進一步通過優化技術路徑設計政策組合，如何將清潔空氣與碳中和措施更好地形成合力，成為現場專家關注重點。

對于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以下簡稱“碳關稅”）對我國出口的影響，以及帶給中國企業的機遇等問題，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基礎科學講席教授關大博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

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基礎科學講席教授關大博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我國鋼鐵生產的碳排放強度相對較低

NBD：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過渡期的實施細則已經生效，您覺得會給中國企業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

關大博：我國企業在很多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比如技術、價格、碳成本等。歐盟推行“碳關稅”必然會對我國企業產生一些影響，比如說，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影響我國產品的競爭力。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碳關稅”也可能成為推動我國企業加快綠色低碳轉型的契機。盡管目前具體的影響尚未完全顯現，但我國企業應當保持樂觀的態度，積極采取行動，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挑戰。我堅信，我國企業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國際環境下找到新的發展機遇。

NBD：您認為歐盟“碳關稅”對我國哪些領域的出口競爭力會產生明顯影響？

關大博：據我了解，歐盟“碳關稅”針對的主要是重工業行業，比如鋼鐵等，但我的擔憂不是特別大。

雖然我國鋼鐵生產以高爐-轉爐長流程工藝為主，煤、焦炭消費占比大，但用同等燃料的煉鋼過程中，我國的碳強度相對較低。尤其是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的效率要高得多。歐盟成員國比如波蘭，也是以燃煤為主的煉鋼廠，我們和這些國家相比，并不比它們技術差或者碳強度高。

而且，我國純粗鋼和相關鋼制品出口到歐盟的比例，僅占歐盟整體鋼使用量5%以下，這一比例其實比較低。所以，“碳關稅”本身對我國鋼鐵行業或者重工業行業的影響，我并不是特別擔心。

歐盟相關機構對中國碳排放量估算結果較高

NBD：您認為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過渡期的實施細則生效后，我們還存在哪些困境？

關大博：目前，國際報告中關于中國碳排放的數據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科研及政府機構發布，其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依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估計。歐盟采用的“碳關稅”核算數據庫，是由歐盟環境部門開發的，數據由歐盟掌握，由于我國在這方面沒有相應的話語權，因此在相關數據和信息的掌握上處于較為被動的情況。因此，我對當前的數據話語權問題感到更加擔憂。

全球主要有五個碳排放數據發布機構，比如國際能源署、歐盟和美國的數據庫等。在中國，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建立了數據庫，主要屬于研究體系。

我們了解到的是，歐盟的數據庫要比中國科研團隊對中國碳排放的估算高很多，也就是說歐盟的估算結果沒有我國科研團隊核算的精細、準確。從這個角度來講，有可能在某些領域，比如鋼鐵等行業，會造成碳排放強度高于歐盟平均值的現象。盡管這對整體的影響量并不大，但是對個別企業還是會有一定影響。

所以目前我國在國際報告中碳排放數據話語權上的不足，會影響未來重要的科學證據支撐。我們一直希望中國碳排放數據庫能被國際社會所承認。

NBD：我國建立碳排放數據庫遇到了哪些難點？

關大博：在相關技術、學術研究或者領域覆蓋的精細度等方面，我國都比歐盟和美國做得好，但國際報告中的氣候變化、碳排放的數據話語權掌握在西方手中。

舉個例子，氣候變化的關鍵科學依據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每隔幾年發布的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之前報告中數據來源的硬性要求是，每位科學家要引用的所有數據一定要來自美國開發的數據庫或者歐盟開發的數據庫，不可以用其他數據庫。

所以，我國在這方面亟需改善的不是技術，而是數據話語權。因此，還需要政府或者相關機構牽頭，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基于中國國情和發展中國家國情的數據平臺。

我是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的主要作者，也是IPCC數據組的成員之一。IPCC此前的評估報告只能使用美國的數據庫。當時我參與這一報告時，歐盟十幾位作者在歐盟委員會的協同下，與聯合國進行了多輪談判，IPCC同意從第五次工作報告開始，既可以用美國的數據庫，也可以用歐盟的數據庫。

當時，我國還不具備相關的數據基礎或者未做到全球數據覆蓋，不過2020年以后，我國已經具備相關條件了。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責任編輯：王海山